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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保护立法,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什么?(上)
投稿单位:未知  编辑:漯河长安网  发布日期:2019-07-26 16:43
7月2日,全球儿童保护青年领导力研讨会继续在北京致诚公益律师楼举行。这是研讨会的第二天,当日的主题是:探讨各国儿童保护法律体系与所遇到的挑战。来自亚、欧、非16个国家18个儿童保护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会议。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正在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特定时期,在中国企业和公民越来越多地走出去的进程中,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有怎样的儿童保护立法?我们以往更多关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儿童保护立法,但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儿童保护立法是怎样?他们都在关注哪些重点问题?这些关注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未成年人保护立法改革以及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个人都有哪些启示?

欢迎关注来自16个国家儿童保护专家的分享。

1.分组讨论
上午九点,青少年中心高级研究员,国际救助儿童会原保护部主任王欣作为活动主持人带领大家进行简短的热场和交流活动,会场的气氛逐渐活跃起来。与会者首先围绕“儿童保护法律体系—理想与现实”主题开始讨论,经过40分钟的讨论和信息整合中,小组成员选用了表格、要点图等多种方式对小组内涉及的各国儿童保护法律框架进行分享,也对各国间法律的关注点及机制体系的相通与不同之处进行了总结。

2.分组展示part1
首先,由来自津巴布韦的小组代表展示他们的讨论成果。该组成员就津巴布韦、俄罗斯、保加利亚、印度四国保护儿童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进行细致梳理。

Maxim Murungweni,Zimbabwe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Welfare of Children项目官员:

法律是好的,我们应该公正地说,这些法律都是好的。但是涉及到法律实施的时候,它并没有实际反映出条文规定的内容。因此,我们正亏待着孩子们。并且基于各种原因,这种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差异根据国家情况而不同。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类似的法律样本,就好像它们都出自同一本书一样。这本书就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国际法。各国实际的应用方式当然有所不同,但是在基本原则和儿童的基本权益方面都是相似的,都是依据《儿童权利公约》来制定,并加上了本国的区域特色。

就儿童权利的问题,专业人士和普通公民之间的看法存在分歧。我们提倡儿童权利相关的法律,但公民们认为这些法律来自外国,是外国的东西,并认为我们将这些东西强加给他们。以体罚问题为例,我们提出应该废除体罚,但普通公民认为体罚可以接受。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我们将继续下去。童工问题会把我们中的一些人聚集在一起。 我们所有人都在家里工作,等等。这些是我们所看到的争论和一些不和谐因素,专业人士和普通公民之间往往无法互相理解。

大多数国家都认同强奸罪适用于男生。因为在生物学角度上,法院认为他们是能够“插入”的。而在法庭上,你不能证明女孩能够“插入”男孩,法律说你必须能够证明,所以这一法律只适用于男孩。但印度除外,他们修改了法律,认为强奸罪同时适用于男孩和女孩。所以,一个女孩可以在印度被指控触犯强奸罪,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证明的。

第六,法律往往受到备受关注的案件的影响。例如,有一个案例在媒体、国家电视台曝光,法律很可能会因此改变。这也是对那个案子的一种审判方式不是吗?特别是在印度的一些引人注目的案例。但是这也许会对孩子不利,所以我们说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意味着我们只是在做出反馈,我们只是在向公众回应,而不是真正为孩子们给予帮助。

第七,我们谈到了童工和强奸儿童之间的区别。

第八,我们缺乏能够协助、补充法律的服务。我认为这也与法律实施有关。当涉及到法律服务时,往往什么也没有,也存在法律不起作用的一些讨论。人们获得的服务会产生什么影响? 在我们大多数国家,这些服务并不是对法律规定的补充。

第九,我们中的一些国家已经有存在旧的法律,印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世纪90年代的一项法律就是说,你把你的孩子带到法庭,说他们得到适当的对待。 这是一个“在性骚扰方面适度运作,或涉及性侵犯但不涉及强奸”的案例。因此,这意味着性侵犯,我们称之为适度运作。

第十点是少年司法体系。 我们正试图改变少年司法制度,以便其目的从惩罚转变到重塑,但我们仍然还在改变中。

十一,我们同意儿童法分布于在现行的各种法律中。 没有一个国家说我们在一个部门法中只有一个单一的儿童法,儿童相关法律往往涉及不同的部门。 我们同意这一点,不可能只有一个儿童法,因为有太多的儿童问题,涉及各个领域和各个部门。 但因为儿童的法律十分分散,我们需要了解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 我们知道它们是分散的,但它们应该互相配合而不是互相冲突。

最后,人们对权利概念缺乏认识。权利问题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特别是在某些文化中。在我们开始谈论权利的那一刻,会产生一种感觉:它是危险的。它涉及政治问题和其他误解,因为谈及“权利”这一概念。因为人们已经就权利发表了很多言论,然后人们总是抱怨每个人都爱使用这个词,所以存在互相不信任的误解。所以我们如何以可接受的方式使用权利概念,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South East Asia研讨小组的构成由来自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越南,韩国和印度的参会者组成。这些地区之间在儿童领域有给更多的相似之处,各国共同签署了多个国际公约,1989年的《儿童权利公约》、1993年《海牙保护儿童与国家间收养合作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的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等。

Hishom Prastyo, Surabaya Children Crisis Centre律师:
我们来自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越南,韩国和印度。 在国际上,我们签署并批准了1990年的儿童权利公约,以及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这是我们每个国家有关儿童的法律。柬埔寨没有针对儿童的具体法律,只有针对违法儿童的少年司法法。
在越南,我们有1991年的儿童法、2010年的收养法,以及2005年的青少年法,还有国家儿童行动纲领。
在韩国,我们有2015年儿童福利法案和2018年青年保护法案。
在印度尼西亚,我们2014年制定了关于儿童保护的第25号法案以及关于少年司法制度的2012年第11号法案。
在印度,我们制定了2015年少年司法与关怀与保护法,示范规则遵循了州具体规则。 印度有很多具体规则。
Lopamudra,Child in Need Institute项目官员 :
关于2015年“少年司法关怀和保护法”,它于2000年出台,随之颁布了一些修正案。最新的一项修正案被认定为不是修正案,而是直接成为2015年的少年司法法案,随之颁布一套由国家一级制定的示范规则。政府部门告诉我们,由于印度多元化且有很多州,所以每个州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具体规则。例如,西孟加拉邦已经提出了自己的州规则,规定如何在2016年、2017年贯彻落实这一特定法案。因此,我们针对这一特定法案制定了这些州具体规则。它大概就像儿童保护的总体立法,你会看到其他与它相关的法案。“禁止童婚法”、“童工现状和规章修正法”、“自由权利与义务”,以及“保护儿童免遭性犯罪法”,这些都是一些相关法案。现在我可以给你列出我国的大约48部法律,包括一些非常古老的法律。但有一些法律是我们主要遵循的。
Hishom: 好的,我们发现一些重大发现。在越南,儿童被定义为是16周岁以下的人。
Vu Ngoc Binh, child Rights and Child Protection高级顾问:
这是越南存在的一个问题。越南是加纳之后世界上第二个、亚洲第一个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但是,我国儿童法案的主要问题是儿童被认为是16岁以下而不是18岁以下。因此,我们一直在努力甚至通过抗议的方式,力图使儿童被定义为18周岁以下,以符合“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但议会三次表示不同意。所以在越南,16岁以下是儿童而不是18岁以下。16岁到18岁的群体被定义为“青少年”,“年轻人”是指18岁到24岁的人。这很奇怪。我认为这是我们借鉴中国的产物。所以在越南,我们有青年联盟和共产党青年联盟。在中国也有一个青年联盟。在越南,年轻人是从18岁开始,而不是从15岁到34岁。所以这就是差异,这是越南存在的一个问题。因为它仍然是旧的体系,它没有改变,没有遵循儿童权利公约和其他指导文件。这对越南来说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将来会付出更多努力,来制定遵循儿童权利公约的法律。因此与其他东盟国家一样,我们也存在问题。当我们讨论东盟和其他国家时,他们说“哦,我们必须遵守儿童权利公约”然后我们说“对不起,儿童是指16岁以下。”尽管最后,我们不得不遵循大多数东盟国家的规定。这就是我们遇到的问题
Hishom: 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印度和韩国,他们遵循CRC中儿童是18岁以下的人的定义。在印度,2015年JJ法案涵盖两类儿童:需要照顾和保护的儿童以及触犯法律的儿童。

Lopamudra:我们称之为JJ法案,即少年司法法案。 但是,在该法案中提到了两类儿童。现在谁属于需要照顾和保护的孩子? 根据该法第2节第14条,需要照顾和保护的儿童分为无家可归的儿童,被遗弃的儿童,儿童乞丐,被贩卖的儿童,具有童婚风险的儿童,被威胁杀害的儿童 ,被威胁虐待的儿童,父母无法照顾的儿童,这被列为了一个清单,分为月30-40个类别,详细说明了哪些儿童属于需要照顾和保护的儿童。违法的儿童分为三类。 我们根据轻罪,严重罪行和令人发指的罪行对其进行了划分界定。轻微罪行是我们可以根据监禁时间确认的罪行,监禁时间是3年,3 -4年,或超过4年。这是与印度JJ法案有关的特殊的一小点。

Hishom: 在印度尼西亚,存在法律冲突的儿童分为三类: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 所以这三类人都被少年司法系统所覆盖。在韩国,根据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遭性侵犯法案,如果儿童从事性交易,那么将被认为是犯罪。

Jinhye,Migrant Center Friends律师:
儿童必须被送到家庭法庭并进行少年保护程序,大多数女孩将被送往少年拘留中心。 我们律师认为这是惩罚,而不是保护。

Hishom:在某些情形下,2012年POSCO法案对男孩惩戒过重。

Lopamudra :这是保护儿童免遭性侵犯的法案。现在,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儿童之家”,我们为男孩和女孩工作的地方,我们目睹了那些男孩和女孩彼此相爱并私奔的情况,他们私奔是因为家人和社区并不接受他们。在他们私奔并离家之后,在警方找回他们之后,所有的警察都按照POSCO法案对这个男孩进行登记,并把他们放在观察室中;并根据“禁止儿童婚姻法案”对女孩进行登记,将女孩送至“儿童之家”。现在,当我们去和男孩们会谈时,发现这些男孩们因为发生了性行为而被指控强奸儿童。无论结果是什么,男孩们都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发生,知道男孩也是受害者,社会工作者、“儿童之家”的护理人员,都表示孩子并没有真正犯罪。相反,很明显的是,他们离家出走只是因为他们处于青春期,他们坠入了爱河。当我们是青少年时,我们也曾坠入爱河。他们逃跑了、结婚了、发生了性关系。但在这些情形下,法律对这些男孩们的惩戒过重,他们真的受到了创伤。

Hishom:印度尼西亚有一项儿童保护协议,但政府和执法部门对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性犯罪者都适用该协议。这怎么能保护监狱里的孩子呢?!

下一组来自尼泊尔,希腊,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布隆迪的参会者分别就自己国家的法律体系进行阐述。

Sabrina,Investing in Children and their Societies项目官员:
早上好。我们组分别来自尼泊尔,希腊,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布隆迪。我们发现我们的国家存在共同的问题。例如,在宪法问题上,我们都有宪法,但大多数涉及儿童的法律都是针对国民的。我们所有国家都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都有儿童法案,都有刑法和民法。我们也有劳工法,但尼泊尔有单独的童工法,但对于剩余的合同关系,我们将其作为主要的劳动法。你可以看到,尼泊尔是唯一一个单独设立童工法案的国家。我们认为在其他国家也应该如此。

我们有很多法律,但如何实施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稍后会谈到我们在实施这些法律时遇到的挑战。我们有“性犯罪法”,但尼泊尔法律中没有性犯罪行为。我们有适用于坦桑尼亚,布隆迪和肯尼亚的非洲宪章。

在所有国家,专门针对儿童的政策和指导方针是“国家儿童政策”。所有国家都有国家行动计划,但每个国家可能略有不同。此外,有四个国家(希腊,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布隆迪)制定了国家儿童保护准则,用以指导正在实施儿童保护政策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如何与政府及其他人合作。但尼泊尔来没有这个指导方针。

在专门针对儿童的机构方面,尼泊尔没有专门针对儿童的法院。 但希腊,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布隆迪有专门的儿童法庭。在坦桑尼亚,在有些地区有专门的儿童法庭,在其他地区可能是普通法院里的一个房间。但在肯尼亚和希腊,他们有专门的儿童法庭,布隆迪也有。我们(坦桑尼亚)也有少年拘留所或少年拘留中心,但在尼泊尔没有。希腊,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布隆迪有儿童在等待审判时特别安置的中心。

坦桑尼亚也有儿童牢房/羁押室,适用于那些等候审判的儿童。在尼泊尔也有,但希腊没有。不过,坦桑尼亚警局没有特定的儿童羁押室。我们反对儿童在等候开庭时与警察局待在一起。在肯尼亚和布隆迪也有专门的儿童牢房/羁押室。

我们认为,在处理儿童案件时,少年法庭和司法程序非常重要。就涉及儿童的案件,我们需要有单独的程序,包括如何为儿童准备法庭,如何为儿童创造法院环境,以及谁应该在法庭上出庭、谁不应出庭。而且,我们认为涉及儿童的案件非常重要,在其他地区,我们没有专门的儿童法庭。我们还需要合格的法官和从事儿童案件的法律从业人员。虽然我们有法官,地方法官和其他专业人士,但他们并不完全适合参与儿童案件。这就是我们需要一些在处理儿童案件方面训练有素的人的原因。如为儿童处理案件的社会工作者,我们需要他们在大学里接受过培训,但他们也需要再接受能力建设培训才能够处理这些案件。法官、地方法官和检察官也都需要如此。我们认为还需要公益律师,公益律师有些国家有,有些没有。同时我们也认为专门的儿童牢房/羁押室非常重要,可以设置在一个对他们友好的地方。

关于最佳实践的问题,在其他国家,我们了解到有持续的指导性案例,这对孩子们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你将孩子放在牢房或在押在家中很长一段时间的话,这会增加他或她的伤害。而且我们认为公益律师非常重要,但是来自其他国家和最佳实践是,社会工作者贯穿于案件、审判和法庭环境中,以及在与孩子交谈以获取信息中起作用。在我们的国家,社会工作者也在做社会调查报告。在其他最佳实践中,我们认为单独的儿童保护单位和儿童羁押室也非常重要。当然也包括不公开的的法院,比如在尼泊尔。

Sagar,CWIN-Nepal项目协调员:
在尼泊尔,我读到了一些内容,我们有一种额外的行为,我们的研究员,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所有他们坐在一起,并作出决定。一个18岁以下的孩子不是少年,不能被归类于少年案件。如果他们是10到14岁,如果他们当时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他们可以在家中呆上6个月,或者会在监狱里服刑1年。16到18岁犯罪的人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从轻的惩罚。尼泊尔现有的法律没有提到这一点,但在实践中,我们针对某些案例提出了这些问题,审理儿童案件的法庭是不公开的,除了部分特定的人,其他所有人都不得进入法庭。


Viola Yego,Department of Children Services,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Protection首席官员:

在肯尼亚法律体系中,我们也有不公开的法庭。孩子的母亲在那里,任何不涉及此案的人都不被允许进入法庭。也许只有检察官,地方法官和儿童保护官员才被允许进入法庭。在肯尼亚,我们规定在强奸案件中可以适用普通法。因此儿童可以作证。这是我们开始的事情。因为我们意识到他们与犯罪者面对面的时候,也许受害者会受到威胁,这致使儿童往往难以作证。

Stavros,KEAN-Cell of Alternative Youth Activities主席:
在希腊,我们在国家、警察和民间社会之间形成了很好的合作。例如,当一名青少年被捕时,警方会联系一个非政府组织前来提供儿童保护。警方和非政府组织将合作共同寻找最佳解决方案,将孩子送到非政府组织的中心或开始进行相关程序,对我们来说,这是保护儿童的重要一步。

Sabrina,Investing in Children and their Societies项目官员:
我来最后一个发言,在坦桑尼亚,我们举办了一些论坛,地方法官、律师、检察官、社会工作者一起聚会讨论儿童案件。在肯尼亚,他们也在法院举办过论坛,布隆迪也是如此,这对我们来说是最佳做法,因为有时当你在法庭上,警察、检察官和社会工作者之间沟通不那么顺畅。但是在庭外,他们能更容易地坐在一起讨论如何处理儿童案件。

第四组来自菲律宾,赞比亚的两位参会者也做了分享。

Catherine,Bahay Tuluyan Foundation Inc副主任:

我们谈到的一些常见问题也补充了许多其他组提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缺乏法律的实施。我们谈到了我们国家的不同法律,蒙古有两个法律,赞比亚和菲律宾有很多法律,中国有两个主要的法律。但实施是一个问题,这与缺乏资金分配,前线工作人员缺乏技术能力,缺乏对儿童问题优先次序的承诺,缺乏研究监测和评估法律如何运作,不一致的政府官员,负责官员的更替,部门间协调不力等因素有关。我们认为,特别是在蒙古,针对儿童的服务非常分散、没有考虑到一个整体的方法,法律如何实施以及政治推动的政府议程。这一切都是为了响应法律的实施。

我们谈到的一些其他问题是立法分散,这对赞比亚和菲律宾来说尤其是个问题。我们遇到了至少8种针对儿童的不同法律,但还有许多其他的法律并未针对儿童、但却解决相关的儿童方面的问题。问题在于定义不一致,要求不一致,特别是在赞比亚,例如,对于不同的行为,“儿童”的定义不同。“童工法”对“儿童”的定义为“14岁以下”,其他不同法律定义为“16岁以下”。其次,有时地方和国家法律之间也有冲突。就好像中国的情况一样,尽管要求是地区法律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原因可能是没有足够的监督,在地方层面也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例如,在马尼拉市(Manilla),就出现了与国家法律不符的儿童法的情况。

此外,赞比亚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是:习惯法或文化习俗有时与制定法相冲突,以及如何协调两者的实施。 其次,从业者的问题是不一定了解或理解法律,因此无法有效地运用法律。尤其是自蒙古,那里有一些非常了解法律并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的从业者,特别对UNCRC的运用;但对许多人来说,情况并非如此。我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富人得到更多的正义、腐败问题、正义可以通过“买卖”来获得的问题。来自较贫穷背景的儿童被拘留、被定罪的比例要高得多。在一些国家,UNCRC可以直接运用;在另一些地方,它似乎需要先被纳入当地立法后才可以运用。例如蒙古和菲律宾,国内法院可以直接援引UNCRC。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我们讨论了如何通过法律。我们发现,在实践中,民间社会组织很有可能有力量发声、评论、甚至起草法案的一部分,但最终立法的通过显然取决于掌权者。因为法律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通过,比如10年、12年、15年。

然后,我们谈到了法律分散的问题。而且我们正在考虑是否需要一部总体的儿童立法,这是赞比亚的梦想,且这个问题已经被讨论了10年之久;而菲律宾认为无法达成,因为要在同一时间就这么多不同问题达成共识的确需要几十年甚至几十年。因此,即使我们认为合并为一部整体立法可能是很理想的,但这在现实中太难实现了。

而且许多法律在它们通过之时就被淡化了,所以它们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极本无用,没有被具体的落实。所以,当我们最初在起草法律时,尤其是在公民社会中,需要确实了解到立法目的是否与需求相洽。

但在一些国家,我们有机会通过实施效率低于国家法律的规则、法规或指南,比如在印度,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范围来解释国家层面上的法规或条例,这也是我们能够构建法律如何实施的机会。
在我们的最后一张幻灯片中提到了相关的建议,是其他组共享的一些最佳实践做法。我们还刚刚补充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关于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问题。如果当事人在犯罪还未成年,该犯罪记录将被封存,因为这显然会影响该未成年人的未来,尤其是他/她的就业。我们谈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了解和理解其他国家的法律是多么重要,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构建我们自己国家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努力达到国际标准,我们可以参考对我国有影响的国家的法律。比如:在菲律宾,我们正试图游说反对降低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我们可以指出所有其他国家正在寻求提高它而不是降低它,这会使我们有更多的游说动力。我们也谈到了汇编不同法律的重要作用。我提到过有一个新的法律集合是由Consortium on Street Children制作的,到目前为止汇集了30个国家的相关法律,他们正在研究三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身份犯罪,一个是警察综合报告,另一个是法律身份。他们还专门针对关于街头儿童的第21号一般性评论编写了法律,这可能有助于为国家的合规性提供指导。但我们谈论的只是作为一个立法模型。安娜正在和我们分享,中心正在寻找类似的机制,对我们来说会非常有用。

来自不同地区的观点激烈碰撞,产生了异彩纷呈的思想火花。在问答环节,与会者就国际法的于国内法的实施问题进行了讨论。菲律宾的Catherine提到CRC《儿童权利公约》很难直接实现,其规定是具有总括性的,国内法全方位的细化了实施细则。

来自俄罗斯的Mayya Rusakova讲述了一个莫斯科的立法故事,曾经有一提案历经十年的讨论而未经通过。在此期间阐述论证、论辩争议、循环往复而未达一致,直到某一天,这个议案到达真正够做决定的人手里。这位官员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于是局里所有人在2天之内改变,成立了这项法案。这种戏剧性的作用若发挥得当,甚至比10年的争取更具有效果。没有法律可以适用,没有法庭去施展,缺乏法律意识,这一切的改善是一个逐渐的缓慢的过程,人们学会运用法律不在一朝一夕之间。

中心主任佟丽华发言提到,各国专业人士需要更多的交流,来自各国专家介绍的经验和思考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一定会有启发,相信这些内容对大家回国以后参与本国的法律改革也一定会有帮助。很多会议是大家高谈阔论以后就结束了,我们不仅要尽快整理大家讨论的内容,中英文与大家分享,也希望继续深化这种交流,丰富大家对世界各国儿童保护立法的了解。中国需要,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需要。我们共同来深化这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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